红、黄、蓝纽约上市背后的四大谜题

北京市朝阳区官庄新天地红黄兰幼儿园虐童案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2017年9月27日,红、黄、蓝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首家独立上市的学前教育企业。

然而,在专业财务和审计的包装下,红、黄、蓝仍有四个未解之谜,即为什么金融巨头青睐教育企业,红、黄、蓝如何将亏损转化为利润,为什么红、黄、蓝迅速扩张,成功的护城河在哪里?红黄兰成立于1998年。其子公司包括红黄兰秦子园、红黄兰幼儿园和竹斗幼儿教育包。它是一家直接经营+联盟模式的教育私营企业。

谜题1:金融巨头入驻转亏为盈的童话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查询的公司上市信息,纽约证券交易所:RYB只是在2017年纽约上市前夕才转亏为盈。

2014年和2015年,红色、黄色和蓝色每年都出现小幅净亏损(约130万美元)。2016年营业利润为760万美元,2017年上半年营业利润为670万美元。利润率从去年的7%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10.4%。

据11月4日接受内地媒体《创世纪》采访时,红、黄、蓝最大股东、方兴未艾资本创始人孟良表示,老实说,红、黄、蓝上市进程比原计划快,比我们投资前不到两年。

2015年11月,达尚资本旗下基金昂桑彩虹(开曼)有限公司向红、黄、蓝管理层借款5170万美元。双方同意用可兑换债券进行偿还,在一定条件下可兑换成红、黄、蓝股票。

之前红黄蓝的董事会有十几个人,我们投资后、上市之前,红黄蓝的董事会成员就三个人,我、董事长曹赤民还有CEO史燕来。以前,红、黄、蓝三种颜色的董事会里有十几个人。在我们投资之后和上市之前,只有红、黄、蓝三个董事会成员。我,曹池敏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石延来。

但是红、黄、蓝的资本运作是一个童话吗?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11月发布的2017年度报告指出,中国金融体系的不透明性使得无法核实中国公司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的准确性。

该报告称,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融资,但不受美国法律法规的监管,这可能损害美国投资者的利益。

从红、黄、蓝上市数据来看,扭亏为盈的措施是改变商业模式,加快特许经营园区的发展,限制直接特许经营园区的发展。

红色、黄色和蓝色智英幼儿园的数量从2014年的50所增加到77所,截至2017年6月30日达到80所。然而,参与公园的数量从2014年的66个增加到2016年的162个,截至2017年6月30日达到175个。

特许经营园区的扩张速度是直接商业园区的1.6倍,其比例也从2014年的57%上升至2017年的69%。

根据2015年、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披露的红色、黄色和蓝色财务数据,毛利率分别为10.3%、15.6%和20.3%。

然而,在一系列虐待儿童丑闻之后,这种最初的增长模式能继续下去吗?误区二:投资大亨转向低收入教育企业红、黄、蓝的投资案例仍有一个未解之谜。

作为一名熟悉中国投融资环境、也精通股市运作的老手,孟良为何改变投资初衷,选择投资周期较长的教育领域?据大同资本网站报道,孟良(45岁)毕业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于2011年创办大同资本。

此前,孟良是对冲基金之一戴·肖的全球董事总经理。他还是摩根大通(亚太)的董事总经理和中国投资银行的联席主管。他还是摩根大通亚太并购委员会和中国商业发展委员会的成员。

2013年,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杂志《耶鲁视野》采访了孟良。他说,他的投资方向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领域,包括食品饮料、医疗保健和高速铁路相关行业。

尚达资本的投资项目包括公众意见和双汇母公司万洲国际。

那么,为什么2015年突然转向投资低收益的红、黄、蓝三种股票呢?孟良曾告诉《创世纪》,红、黄、蓝的最初投资者想退出,并向公司介绍新的投资者。

红色、黄色和蓝色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引入了战略投资者。

起初(红、黄、蓝)管理层来寻求(我们的)专业建议。他们希望实现管理层收购,以便更好地控制发展方向。

所以孟良建议红、黄、蓝管理层自己购买。如果他们没钱,我们会借钱给他们。

当然,借钱的成本也是显而易见的。

大达大投资红黄兰后,孟良成为红黄兰的最大股东。

根据招股说明书,扬升共运成为红、黄、蓝教育的最大股东,持有30.1%的股份。

随后是红、黄、蓝公司董事长曹池敏和总裁石延来,分别持有23.6%和13.5%的股份。

到2017年,接管红色、黄色和蓝色的金融巨头已经赚了很多钱。

孟良告诉媒体,在上市前,大达出售的红黄兰部分股份已经支付了其在红黄兰的投资成本。

教育投资周期相对较长。我们还应该让投资者放心。

达达资本是红黄兰最大的投资者。孟良还表示,大达私募股权基金(PE)作为金融投资者,迟早会退出红黄兰,只是在等待时机。

换句话说,进入教育领域的私募股权基金只是临时措施,最终会因为不同的利益而分道扬镳。

误区三:由高额费用和临时工支持的快速扩张品牌一位中国幼儿教育的资深人士透露,幼儿教育是一个万亿美元的市场,主要资本进入疯狂的圈地购买和扩张私人公园。

然而,许多私人公园已经被购买,但没有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更不用说教学质量和教师素质的提高。

他说:像红色、黄色和蓝色这样出售和加入的儿童团体利润更高。

它收取很高的会费,出售装修方案和一些教材以及所谓的课程,并且不能给公园任何实际的支持。

准确地说,营利性幼儿园必须也只能走中高端幼儿园路线生存,但事实上大多数参与幼儿园在品牌和装饰上只做中高端。昂贵的联盟费和早期投资的数百万装饰费都需要在几年内返还给父母。

红色、黄色和蓝色收取5000多项一个月的学费,招收1500名一个月的中专实习生来教孩子。这确实不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他说。

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幼儿园工作的临时工无证现象非常普遍。

根据教育部2015年发布的《学前教育专项评估报告》,61%的教师有学前教育资格证书,17%有非学前教育资格证书,22%没有证书。

11月10日,携程幼儿园问题在上海爆发后,微信公众日报(WeChat Public Daily)发表了一篇关于我卧底四所幼儿园的报道,其中明确介绍了记者在北京卧底工作和学前教育的经历。他们可以在没有健康证书或幼儿园教师资格的情况下被迅速招募,包括低收费的私人花园、高收费的私人花园和一流的公共花园。

然而,今年4月,参与该事件的三名教师中有两名没有专业资格证书,最年轻的一名在2017年北京大红门红、黄、蓝儿童彩票双色球奖公园曝光虐童事件后才17岁。

然而,虐待儿童的本质不是专业资格或临时工的问题。这已经是一个违反法律和道德的问题。

作为花园的经理,他应该公开道歉。

然而,红、黄、蓝三种颜色的招股说明书是这样描述的:一部涉嫌描绘当时我们直属幼儿园教师不当行为的电影在网上发布后被广泛传播,对我们的经营造成负面宣传,损害了我们的品牌。

误区四:红、黄、蓝三色成功的护城河在哪里?国内媒体网站网易(Netease)在一篇文章中表示,有趣的是,作为教育行业的成功企业,红、黄、蓝三色一直强调它们有护城河,因为开办幼儿园需要当地民政部门的批准。

据红、黄、蓝官方网站披露,2000年,红、黄、蓝从教育部获得了开办0-6岁育儿教育学校的许可。2003年,第一所红、黄、蓝三色幼儿园在北京成立。

2004年,红、黄、蓝三色承担了中国第十个五年教育科学项目,为中国幼儿教育发展立体教育项目。

2016年后,国内主要媒体将加大对红、黄、蓝幼儿园的采访和商业宣传力度,地方政府官员将加大对红、黄、蓝幼儿园的检查力度。

例如,2016年12月5日,红、黄、蓝官方网站报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曾于11月底参观红、黄、蓝海南国际幼儿园,但在新天地红、黄、蓝幼儿园丑闻爆发后,消息被以奇怪的方式删除。

两位创始人红、黄、蓝的个人经历也值得怀疑。

曹池敏董事长,54岁(生于1963年),1979年16岁从湖南桑植一中考入Xi安二炮工程学院,1993年(30岁)转行出海。

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是在1995年(32岁)。1996年,他被授权向北京引进凡多乐娱乐,并在中国科技馆开设了第一个凡多乐大型室内游乐园。

中国科技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综合科技馆。旧博物馆于1988年开放,位于北京北三环和中轴线的交叉口。这是一个国家机构。

普通人能通过所有渠道是很自然的,所以一些网民质疑说:能在科技馆里做这件事真是太好了。

46岁的总统石延来(生于1971年)更是如此。他和曹池敏在史艳来只有24岁的时候就开始合作翻斗乐项目。

就年龄而言,史艳来还有更多无法解释的问题。他进入北京大学的时间与教育部取消高考限制的时间相冲突。

阎石来自北京,2000年被北京大学录取。他获得了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和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

为了被北京大学录取,石延来说这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

然而,在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表示,1998年(27岁)她创立红、黄、蓝三色时,在生育和教育幼儿的过程中有自己的想法。

然而,教育部已经取消了未婚人士25岁的年龄限制,这比石延来大学入学晚了一年。

根据教育部2001年4月制定的2001年普通高校招生条例,从2001年开始,对申请人的年龄和婚姻状况没有任何限制。

随后,石延来于2000年被北京大学录取,已婚,29岁以上,两者都不符合当时申请指南中规定的要求。

因此,外界猜测她要么在考试时伪造,要么她的学历是假的。

一些网民也提出了质疑——石延来在简历中声称自己是北京大学2000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但他最终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

综上所述,红、黄、蓝不仅是北京新天地幼儿园新报告的虐童猥亵案件,也是其自身经营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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