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要低估过度债务增长的破坏力。

“从诚实和美德一直缺乏和受到赞扬的观点来看,人们是否具有诚实和值得信赖的性质是值得怀疑的。

对这个国家来说,违约可能更糟糕。毕竟,面对国家违约甚至破产,债权人缺乏可行的纪律措施。

如果没有事先、明确、可信的违约处罚机制,那么人、企业和政府都有过度借贷和持续违约的自然倾向。

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钟伟先生在他的文章《百年债务:从重债穷国到重债富国》中的第一句话。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至少传达了两条信息。首先,人性不仅倾向于过度借贷,还存在持续违约的问题。其次,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国家权力的侵犯,使得债权人缺乏法律保障的权利。

国家主权债务违约并不少见,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国家。

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都有数百起地方债务违约甚至破产的案例。

关于主权国家的违约,使用专业调查机构的统计数据:几乎所有自1800年以来违约超过7次的主权国家都位于拉丁美洲。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违约10次。

主权违约最多的十大“违约”国家中有九个来自拉丁美洲。

根据历史记录,除了拉丁美洲,欧洲也是一个经常违约的地方,不仅希腊和西班牙等“愚蠢的猪国”深陷本世纪的欧洲债务危机。

俄罗斯历史上有五次违约。

再看看美国和日本地方政府的破产。

自1937年以来,美国大约有600个城市申请破产。

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2011年,美国大约有15个城市申请破产。

2012年,包括美国加州斯托克顿在内的三个城市也相继宣布破产。

日本历史上有数百家地方政府破产,最近一次发生在2009年的日本北海道。

多年来,中国高额的地方债务一直受到警告。

特别是在过去三年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BIS)一再警告中国政府。

事实上,自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的双重财政和银行信贷刺激政策远不能用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来形容。

2008年后的几年,可以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失控——不仅中央政府不知道政府债务的规模,而且地方政府自己也不知道具体的债务数据。

然而,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甚至更加模糊不清(实际情况非常严峻)。

作者认为,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描述或界定我国债务的现状:第一句话:“在过去的八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减少了一半,但债务却翻了一番。

”第二句话,“当年的债务成本(不仅仅是利息)已经超过了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值。

”而实体企业债务的“内部变化”更是值得观察的视角,即国企债务率不断攀升而民企债务率却是持续性下降。真实企业债务的“内部变化”更值得观察,即国有企业负债率不断上升,民营企业负债率不断下降。

2016年私人投资数据的“悬崖”可以证实这一点。

李迅雷团队201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国有企业的债务增长率为17.8%,所有者权益增长率为10.3%,利润增长率为负8.5%。

常识还告诉我们,无论选择哪条改革道路,目标都应该是减少目前国有企业的83.5万亿债务,增加利润,这应该成为共识。

1-6月,国有企业利润同比下降8.5%,民营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8%。

李迅雷团队还提出了债务风险的另一个观察视角,即杠杆比率的确定有一个“5-30法则”。据信,在5年内,如果一个国家的信贷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所代表的杠杆比率增加30个百分点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将迎来一轮金融危机。这条规则已经被多次验证过了。

例如,日本经济在1985-1989年,泰国和马来西亚经济在1993-1997年,美国经济在2003-2007年。

李迅雷团队的研究显示,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近年来快速上升,从2006年的106.5%升至2015年的162.8%,上升了56.3个百分点。

这一水平已经高于日本1990年143.8%的峰值。

此外,如果用中国其他吸收存款公司的“总资产”与“实收资本”之比来代表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其水平已从2006年的33.7倍上升至2016年的49.1倍。

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以及国内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国的债务增长率比债务本身的规模风险更大。

以下只是两组国际研究机构的分析:英国金斯敦大学的史蒂夫·基恩(Steve Kean)教授汇编的数据显示,在日本,私营部门债务与经济产出的比率几乎翻了一番,从1970年的125%上升到1995年的220%,历时25年。

过去九年,中国私营部门(非政府、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15%飙升至210%。

法国银行2016年的报告估计,按绝对值计算,占国内生产总值245%的中国债务低于占国内生产总值267%的发达国家。

然而,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几乎是最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债务水平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债务是最快的。

这意味着,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最快的,但其代价是债务积累更快。

事实上,中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地方债务的增长保持警惕。起初,现政府对地方债务进行了调查和审计,但审计结果没有向公众详细披露,披露的地方债务总规模没有说服经济学家、专业机构甚至社会。

2015年,财政部将牵头更换地方政府债务。

数据显示,从2015年起,2015年的债券交易额将达到3.2万亿元,2016年的债券交易额将达到4.88万亿元,2017年的剩余交易额将达到6.26万亿元。

然而,由于决策思维模式和“向/和向/和向”的政策组合,我们一再失去市场清算和去杠杆化的最佳甚至次最佳机会。

我们不能做好每件事,尤其是市场能做好的事。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让我们对调控经济过于自信。

我们没有处理快速增长的债务问题的经验。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强大的朱镕基总理的大刀阔斧的改革、金融体系的整顿和银行体系中大量坏账的剥离造成的。这相当于重建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并在两年内恢复最初的增长轨迹和经济周期。

但是,朱建国90年代的改革和整顿有两个背景:一是当时经济债务规模很小;其次,全球经济增长周期仍在进行中。

对中国来说,债务问题已经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隐患——债务是经济和金融风险(危机)的“弹药库”。

然而,低估债务的破坏力将使中国的未来变得非常困难,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我们也可以运用经济学原理和理论分析。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被推翻的王朝末期,它总是负债累累,经济陷入衰退,最终崩溃。

而且都在“一万税,一万税,一万税!”此外,在“暴政强于老虎”的情况下,还有暴力变化的规律。

纵观西方国家的历史,也不例外。

更是如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和亚洲两大战场——德国和日本——的煽动者有其对外侵略的经济原因。

以下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原因的简要分析。

1929年的大萧条影响了日本。

早期引进中国的日本电影《叶梅林》描述了曾经一度着火的缫丝厂纷纷倒闭的场景。

另一部日本电影《王翔》透露,日本依赖对南亚的“妓女出口”来帮助日本赚取外汇,以购买所需的石油和原材料。

当时日本有朝鲜和台湾的殖民地,但这并不支持日本当地对资源和石油的需求。

可以证明的是,当时东北经济成为东亚最大的经济体。1940年的数据挖掘表明,东北地区的经济产出超过了日本。

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和1941年末美国袭击珍珠港的经济原因。

在经济上,全面侵华战争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珍珠港事件令人担心,美国参战后,美国海军会袭击日本的海上航道。

这个话题没有离题。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增加了两点信息。

首先,袭击珍珠港的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官是山本异雄。他被认为是日本军队中一名聪明的高级军官。他早年在美国当过武官,非常了解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山本反对对美国的战争,但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

突袭“成功”,但没有摧毁美国航母空。

中途岛战役后,美国空号航母一举击败了美国空号航母。航母的数量绝对优于日本海军(指挥官南云中将),日本海军从未恢复。

其次,除军事原因外,美国的经济实力和规模,尤其是其制造能力,是美国赢得日本的关键因素。

这也是山本异雄反对对美国开战的主要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武器装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仍在缅甸留下大量武器弹药。

这批巨大的武器弹药已经成为未来国共决战中最先进的军事装备。

因此,从经济角度分析人类军事战争,是因为专业军事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上70%的战争是由宗教原因引起的。

经济原因几乎是战争剩余的30%。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往往是战争胜负的基础和关键因素。

本文指出,经济危机与人类战争之间的直接联系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是普遍的。北方游牧民族经常骚扰甚至在农业上对汉族发动大规模战争。专业学者已经证实游牧民在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但一旦遭遇灾难,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入侵、掠夺和屠杀南方。

2017年后的世界可能会进入一个冲突甚至战争的时代。经济、宗教和相互因果仍然是战争的根源。

世界上的一个新变化是,石油价格已经暴跌,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下跌,使产油国,尤其是中东产油国的经济和金融逐渐陷入困境。

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和利益格局。

本文想说的是,我们不能依靠债务,特别是缺乏债务约束的市场主体来推动经济增长,以达到政府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中国经济债务的快速增长源于2008年的财政刺激政策,而国内生产总值八项保证是刺激政策的立足点。

这八个目标的保证是以促进就业增长为基础的。

然而,在作者看来,引入财政刺激政策的真正错误在于方向和方式。

就方向而言,完全有可能直接瞄准就业投资,即投资于能广泛容纳就业人口的服务业和就业培训。

在方法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对几乎所有的投资项目完全负责,最终在自身和外债约束下挤出高效的私人投资。

本文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这种债务将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带来的破坏力,尤其是金融破坏力。

更清楚的是,中国经济并非没有好的政策来解决这类债务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然而,如果我们在2008年刺激政策的方向和方式上犯了错误,问题将不仅仅在于经济层面。

从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比一,一减一补”,到从稳定增长转向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决策,决策者已经认识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紧迫性。

然而,从相关经济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来看,中国仍有信心,但缺乏危机意识。

如果不能大幅度减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就无法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我们应该反思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如何“甩开”债务的。

我们还应该思考,为什么实体经济不能更多地利用直接融资资本市场,而是利用银行信贷进行间接融资。

事实上,减少实际经济债务的“解药”在于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反思的上述问题。

中国仍有许多巨大的经济机遇。

只有当你站在世界而不是中国,你才能看到和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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